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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脉相承　 旧诗新生 ——中国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北师大深圳南山附属实验学校　 邓天琦《诗经》，敲响了中国诗歌历史的晨钟。经过楚词、汉乐府、魏晋古诗，千余年审美经验的酝酿和积累，至李唐格律诗诞生了，开创了诗的盛世。宋词、元曲的延连与拓展，又谱写、繁荣了诗的黄金时代。乃至明清，，其风不减，若黄河之东去。悠悠长史，多少诗话，汇集了底蕴丰厚的诗、词、曲审美理念与审美传统。这是泱泱“诗国”一份至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然而，因为近代中国孳生出一种对历史茫然与偏激情绪，酿成了传统诗歌断层的悲剧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灭，但将旧体诗形而上学地打入“冷宫”却是一次不该出现的历史性过失。而后，又过分地强调“旧体诗束缚思想”的一面，至使其一落再落，跌向低谷。天安门诗词的蓦然暴发，是一颗射向诗空的“救救国宝”的“信号弹”，人们于木然里醒来，重新感知到“短诗最善抒怀”的功能与优势。在震惊之后姗姗来迟的复醒中，《中华诗词》终于问世了，数以百计的诗社春笋出土。当此之时，在“怀旧”与反思的流程中，清新地听到了时代的呼唤：我们确有重新整理一下“国粹”的必要，而且当立于“美学”的层楼，高瞻远瞩地对旧体诗词作一番哲理性审视，从中开掘一条旧诗新生、再铸业绩的射线性渠道，让诗的河流无所阻拦地注入诗歌的汪洋大海。　　诗词美学是以哲学的提炼视觉，辅以心理学、语言学、艺术社会学的协力，探讨诗词美的本质属性，抽象出诗词创作与审美普遍规律的专门学科。它不仅阐述诗词美之“其然”，而且更明确回答其美之“所以然”。居高临下的解析，将诗人与读者带到一片存满主动性、自觉性、自由性的造美、审美天地。　　旧体诗词之美，其第一感觉就是外在的形式美。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熏陶，它的美是纯天然民族性的。正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式的显现形态。分解开来则是：高雅化的音乐性和微型化的定格性。二者合之，则组成古典诗词的独特审美标准。　　语言是诗歌的载体，这音乐美与微型美，其本在于民族的语言美。汉语言本身，就是世界范畴内最富美学蕴义的独特符号。与海外拼音化文字相较，全然属于另一种模式。音、形、意三位一体方块字的多维性，单音节字多向组合的活泼性，以及连绵、双声叠韵的发现……确是构筑诗词美的最佳原材料。从声的角度讲，四声的调式、平仄的区划，自如地弹奏出抑扬顿挫、起伏跌宕、高低长短的节奏；从韵的角度讲，众多的异议同音字，异形同韵字，天然地生发着和谐共鸣、回环往复的旋律。汉语文字在诗词中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平仄交对，音韵相协，营造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乐效果。当句平仄交错，对句平仄互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这是唐诗的格律运动规则。宋词、元曲尽管样式有别，也无不神合于这种声韵和美的普遍性逻辑轨迹。其实，旧体诗本来与音乐有着传统的难分难舍的血缘关系，就是当它与音乐分离的时候，依然如故地显示着音乐美的天性，这是汉语自身的音乐属性圈定的。少年时，笔者曾在北京音乐厅聆听俞平伯、朱光潜等先辈击鼓吟诗诵词，其第一印象就是：“诗原来竟是音乐！”时至今日老之已至，那耐人寻味的音符荡漾依旧，不绝于耳。“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写的是歌声，其实诗自身也是歌声。亚里士多德说：“高尚的享乐”是艺术的本质，读诗是享乐，听诗尤是“高尚的享乐”。因为诗词不仅是语言艺术，还是“听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