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6年十大文化现象

　　“如此排行说明我们评判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偏离，评价一位作家重要与否不再是他的作品本身，而是作品能不能换来大把大把的钞票。一本书如果可以赚好多钱，那么他就可以戴上作家这顶‘乌纱帽’，如果卖不了钱，即使写出好的作品也不被人们所认可，世人也不知其为作家。”
　　“金钱不但开始左右国人的灵魂，而且开始左右作家的笔、作家的脑，让他们沦为数字游戏的牺牲品。作家正在被市场与消费的黑洞所吞噬，作家与现实已经结成了一种过于甜蜜的关系，这种甜蜜的关系的代价就是丧失作家的品格，丧失作家这个称谓的真正含金量——作品本身。”
　　“‘文学的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在国外要比我国早几百年，但他们仍有很多人能不为其所动，认真地写作，以至于产生了大批能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
　　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
　　（七）网络文化狂欢与民间智慧、草根文化
　　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2006年年度人物出人意料——网民。在中国，2006年网民以解构、反讽主流形象、事件和思想的方式，原汁原味儿地展现百姓的喜剧小品，导演自娱自乐的民间欢笑，表达一种无奈和抵抗的情绪。
　　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独创网络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讽刺、“戏仿”改编中国式大片《无极》，宣泄情感，张扬个性，成为走红全国的标志性事件。随后，网络世界里自发的、毫无戒律的“夸张搞笑”、“寻欢作乐”不断——郭德纲的相声、博客电影《小强历险记》、网络短片《春运帝国》、《网络春晚》等，只要能乐出来，怎么“搞”都行，《北漂族的无房生活》甚至还要“搞”出北漂族和房奴的辛酸眼泪来。而“恶搞一切”似乎也需进行一定的规范和管理。
　　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表达”、“民间”被淡化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被规定的、不被导演的“简单的快乐”往往难求，而今天互联网不断创新的传播和娱乐平台，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激发了民众的智慧和幽默的天赋，形成了不拘一格、具有原生态魅力的“草根文化”。
　　（八）当代文学垃圾论与传统文化回归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言辞激烈，把上世纪50年代后的整个中国文学说得一无是处，认为是“垃圾场”。这使人们想起了2006年发生的另一个“文学事件”——赵丽华“实验性”诗作。“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当国家一级作家、诗人赵丽华把这首《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与多首类似的“实验性”诗作在网络上发表时，网民愤怒地诘问赵丽华，“这也叫诗？我一晚上可以写出一千首！”并恶搞：“我／终于发现／我／也能／写诗了”。“80后”代表作家韩寒甚至认为，“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诗人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敲打“回车”键。
　　在有人仍然对中国当代文学力挺的同时，也有评论者赞同汉学家顾彬的评价，认为当代作家们往往耐不住寂寞，抵挡不了“文学商品化”的诱惑，能赚钱就行；比生活的贫困更糟糕的是思想的贫困，缺少社会使命感，缺少真诚、直面生活和讲真话的勇气。
　　在不少人对当代文学失望之际，2006年我们也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持续升温。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学术明星”掀起了一轮轮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读书热。他们的讲稿一经出版就洛阳纸贵。女学者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首印60万册，首日销售超过一万本，刷新了易中天《品三国》首印55万册的纪录。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红学大争论在文坛展开，各种有关《红楼梦》的书籍纷纷亮相，引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学热。从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正式启动到《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从祭孔大会到新儒学，从汉服热到私塾热，孟母堂事件使得学者、教育部门和民间全被卷了进来。
　　回归传统文化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
　　（九）心理诊所里诉说自我
　　“我快崩溃了！”林坚（化名）见到文稚嘉后说。
　　林先生40岁左右，在金融系统工作，年薪数十万元。除有令人艳羡的职业，林先生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来林先生应该每天过得很开心、很知足，可是近来发生的一切，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困扰之中。
　　文女士清晰地记得，那天这位身材中等、仪表堂堂的男子，跨入她的心理咨询室时的情景。
　　“他一会儿烦躁，一会儿无精打采，一会儿又十分愤慨。”文稚嘉回忆。“我压力太大了，快崩溃了！”林坚对文稚嘉如是说。
　　文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林给她的第一印象“很压抑”。原来，林正经受着感情与事业的双重困扰。起初林与一名女子有了婚外情，但他后来发现，自己竟然“被耍弄”了。据说这名女子“和很多人有往来”。因为得到的不是真情，自己又“付出很多”，这件事情给林的打击很大。
　　除了情感上有“挫败感”之外，林先生近来在职场上也不十分顺利。一方面他和直接上司在沟通上出了些问题，林认为自己各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但直接上司对他总是不太认可；另一方面他觉得上级给自己配备的手下也不得力，不是不懂业务，就是跟他对着干。
　　李男（化名）是文稚嘉女士近7年职业心理咨询师生涯中，印象较为深刻的女性咨客（来访者）之一。
　　李是一科研单位负责人。该科研单位面向市场推出了一个项目，李同时也负责管理该项目。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李女士挑选了一位助手。开始李与助手有分歧，她总是试图说服对方。渐渐地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助手经常不听信她的旨意，有时是当面听，背后不听，彼此之间出现僵局，这种状况让李女士大为恼火。最终李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
　　文稚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迷茫成了当今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内心体验。原因是人们自我评价失当、失真，不全面、不真实。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多数去寻求心理治疗的人都度过了要为生存而奔波的阶段。不断地获取财富，除了住房、轿车、配偶，还想追求情人。人们受某些“毒害”比较深，只习惯用一种方式——以别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夏学銮教授对记者表示，随着经济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精神层面有很多缺乏，主要是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增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理想信仰缺乏，甚至追求低级趣味的东西，秩序与混乱并存。人们失去方向感，失去目标，这是社会转型期形成困惑的根源。
　　（十）“我们是迷惘的一代”
　　“恶搞”是2006年最流行的一种工具。“当社会快速发展时，很多人表现出心态失衡、浮躁，有人希望通过炒作一夜成名。但这种成名消失得更快。”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没有含金量、没有内涵的快餐文化，只是满足了人们一时的需要。
　　“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阅读量正在逐年下降；相反，并不富裕的印度人均阅读量排世界第一。”胡星斗说。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本报记者在身边随机调查了20个人，其中有96％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大家极端地追求物质享受以及快餐文化，缺乏理性的文化支撑。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作压力加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胡星斗说。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在全世界，东南亚人的幸福感最低。这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比较快。
　　与此同时，患心理疾病人群增多。相关数据表明，中国人的自杀率已经超过了国际平均自杀率。据卫生部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精神障碍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已经跃居首位。
　　“精神空虚、幸福指数下降，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一些人的道德开始滑坡。”胡星斗向记者表示，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人不顾他人生命，没有正义感，在罪恶现象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扮演着看客的角色。
　　据了解，在美国，几乎每个人一周都要义务工作4个小时，去小学、养老院等地方做义工。“在发达国家，道德观念、信用制度、公益事业以及民主法制之间相互补充。”胡星斗说，“前几天我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跳进水里救人，人救上来了，自己却受了重伤，结果最后没人管了。于是，只好打官司解决治病的问题。”很多人宁愿明哲保身，也不愿做英雄，这是社会的悲哀！
　　“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甘肃联合大学王万君这样形容这一代人的精神现状。
　　有财经评论者这样说过：目前最有害的是，让一夜暴富引领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就难以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改革的成果也可能被消耗
　　２００６年的中国，是文化中国，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热点、焦点、看点。
　　２００６年的中国文化，至少有三大现象可圈可点：一是文化建设理论创新之年，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的高扬为证；二是文化大事件频仍发生之年，有首个文化遗产日的到来、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为证；三是文化现象典型化呈现之年，有民营文化企业站稳脚跟、选秀恶搞日炽、学术大众化普及化、收藏拍卖跟风、农村文化建设受到重视等等为证。 
　　刊发本报记者的一组文章，对２００６年中国文化发展关键词作出梳理，也期望与读者交流辨析。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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