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该激扬生命

　　郭：过去一般说，小学4年级以上的学生，求知欲和表现欲就要下降，但从改革实践看，只要是在不断开发学生的认知能力而不是封闭它，只要是始终保持情境的适度挑战性，只要是让学生有适合其年龄特征的舞台，只要永远使学习带有同他的个体相联系的意义，在他所认识到的越来越多的事物的比较和启示之下，他们的求知和表现的要求，就会更为强烈。
　　有一次，我去深圳景龙小学听他们的数学课。在一堂以“长度”为题的数学课上，孩子们真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许多例子，有天文的长度，天体之间用光年计算的距离；地理的长度，亚马逊河、长江之长等等；有生物的长度，从草履虫到恐龙，从小草到大树之高；有生活的长度，凡是身边可以量的，课桌、文具盒、床和窗户，他们都量了。对于他们，要学的米、分米、厘米的进率，不过是工作的需要，或者只是常识——有哪位老师、哪本教材能找到这样的材料，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学生的生命之旅？然而儿童有，一旦放飞儿童的心灵，学习的时光对他们来说就是如歌的岁月。
　　在当地教育部门支持下，我们的小学生本实验班“五年不(统)考，一考就好”。广州华阳小学2005年六年级实验班40名学生，在该区和该市的语文抽考中处于前列地位；2006年，天河区有4所进行了六年实验的学校，有17个毕业班，其中实验班7个(实验班生源未经挑选)，其中通过测试进入推荐上重点初中的91名学生中，生本班占65人，占72%。这就表明了“素质好，何愁考”。
　　到了中学，学生同样在“生本”的方式下被调动起来。很快就出现了拒绝厌学、积极学习的景象。他们的实践表明。让学生充分自主的教育可以在任何年段起作用。广州市第四中学，原是一所C类学校，该校数学科周伟锋老师采用以生为本的方法，少教多学，让学生“内部的事情内部解决”，连续三届从高一带到高三，高考时都比广州市六所最好的学校的总平均分高；广州市洛溪新城中学初中也是这样，在三年中把成绩最差的班变成成绩最好的班。
　　实践证明，除了适当的管理性评价之外，过量的计划性的层层评价越多越硬性，把儿童置于数字的网中，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压抑就越大，人的发展就越遇到障碍，长远的学习绩效就越差。我们正在教育中花费许多心机，却为教育本身增加了极其大量的困难因素，这真是一种憾事。
　　记：教育希望把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即便这样，也离不开“人的自然——即生命自然”的作用。如同人类与大自然的对话，教育事实上是教育者与“人的自然”的对话，只是这种对话较之前者更容易受到忽视。
　　郭：“道无今古在于时”，多少年来，我们为了人自身更好地生存，不断改造着自然。然而今天的人们终于在新的高度上敬畏自然了。人固然是自然的宠儿，但人同自然的伟大意志相比，实在是相去太远了。
　　教育也同样，我们对学生的改造，也许有过许多似乎成功的记录，然而细察之，如果我们有所进展的话，那也是因为人之自然——生命，允许我们这样做。而反之，如果我们小有所得，辄自满足，不认识人之自然的强大而执著的话，我们同样要蒙受人的自然的报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教育的疲累和倦怠，教育的低效、高分低能、厌学，等等，就是对于人的自然不能无限制地开采和控制的警告。
　　我们的整个教育理念和体制，较普遍地缺少从学习者出发，从人的生命的自然的限度，它的性质，活动规律去思考和设计，有的只是外来任务，成人的承担计划，而儿童是这些外来任务的最后的被动承担者。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那么，在所有领域的人同自然的关系中，教育所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紧张的，最缺少自然本身的地位。
　　今天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于原本应当“学生的事，学生来做”，却成了“学生的事，外界来做”。外部帮助者成了主人，而主人做不了主，教育的控制性被强烈夸大，我们一直把教育——一个非常生命化的过程，极其表面化地看成两个个体的相互授受，实际上是在反仆为主，真正的动力之源、能量之库——儿童在学习中呈现的生命力无从发挥，这种错位成为教育问题的核心。这也就是教育困难重重的原因。
　　记：近百年来，教育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知识的无限增加，人们担忧知识是儿童难以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是工业社会对于自然变革力量的极大增长，人们希冀，成人可以用工业式的灌输，去解决儿童知识和能力获得的难题。于是，教育一方面是“货物激增”，一方面是采取陈旧的运载方式，而教育的日常评价，又在不断地加强这种方式。
　　郭：问题还在于这种否定其他教育形式的强大功能的日常评价，竟又是同法定的、具有社会公平性诉求背景的高考和中考极易混同。我们的思维极难摆脱高考如何出题，我们的教学就如何动作的框架。其实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人的思维是教学和高考的中介。没有人的思维，不要说高考考不好，而且表面联系十分紧密的“应试教学”和高考，也都联系不起来。怎样才能有人的灵动思维呢？恰好是要丢弃日常教学与高考直接联系的教学思路和方式。
　　我们不否认，为了教育的目前所公认的公平方式，我们要长期地在高考和中考的体制下工作。因此，对基础教育的有意义的研究，都不能离开高考中考存在的前提。但除此之外的所有评价，都是教育者自身所可以探讨和改革的。
　　实践证明，除了适当的管理性评价之外，过量的计划性的层层评价越多越硬性，把儿童置于数字的网中，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压抑就越大，人的发展就越遇到障碍，长远的学习绩效就越差。我们正在教育中花费许多心机，却为教育本身增加了极其大量的困难因素，这真是一种憾事。
　　近年来教育科研的进展之一，就是已经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对于自觉的教育来说，所谓“高考指挥棒”并不一定能起作用，合乎规律的教育可以使学习者的学习超越高考中考，既获得素质的提高，又在相关社会性的终端考试中获得更优成绩。相反，如果把从小学到中学的漫长的教育教学过程变成考试模拟，就会极大地破坏人的素质发展，并且不断消磨人的学习热情和创造能力，从长周期看反而会降低或难以提高人的考试适应能力。这一实践和认识的进展，揭示了社会性考试与教育内部评价的联系并非简单模拟或线性方式，从而给教育内部的评价改革带来积极思考。
　　在生本教育中，尽可能使学习变成发自儿童自己的活动，使生命以其方式产生新的学习机制，这就是它使儿童健康、积极、快乐、高质、高效地学习的全部秘密。
　　记：一种教育要求，立即被转化为统计表格和展示材料，似乎在今天的教育中司空见惯，并且很少被质疑。比如儿童的阅读或日记，立即会变为阅读量或日记量的评比，还要加上家长的签名，层层监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结果只能是一个，学生的自主阅读成为被动阅读，原本满载情趣的日记很快成为额外负担，而且千篇一律，了无意趣，使人厌倦。
　　无论是教育过程中的这种惯习性表格统计，还是上面曾提到的以区域或学校的统一考试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内部量化评价，是区别于高考和中考等社会选拔评价的教育过程的评价。作为旧的教育模式的配套措施，在稳定教学秩序，组织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知识传授，解决管理方、校方和家长社会的沟通联系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因此，在教育还缺少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管理者往往借助于这种评价方式来防止质量下滑。但是这种评价的目的是实现教育活动主体之外的人对学习者学习情况的把握和监控，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教育教学的模式，因而与教育中人的解放的改革总趋向形成强烈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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