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当代知识分子

　　繁华似锦，浮生若梦，车流如织，高楼林立，灯红酒绿。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滚滚名利熠熠的社会，群星璀璨，争奇斗艳。歌星球星笑星等等星星闪闪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一颗“星”的能量不亚于一个铀原子裂变的威力，万众瞩目，一石激起千层浪。可惟独不见文星，尤其是像鲁迅似的那样的呐喊的知识分子，已是凤毛羚角甚至销声匿迹了。整个城市热闹非凡，惟独知识圈静得出奇，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知识分子的声音了，那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只是几十年的遥远的梦，恍如隔世了。
　　是他们的声音被淹没，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于沉默了。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社会革命的最先觉悟者，也是科技教育思想文化的主导者，我们应该从它是开拓社会生产力最先进代表的高代历史去把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
　　宋人也有相似的看法，只是更为精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很显然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不仅要有知识素养而且要具备良好的人格修养，在它们身上粘附着一种无法推卸的使命感，有一种对时代对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是时代的精英。
　　在浩瀚无边的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是一拨又一拨永不平息的浪花，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任何红墨水也无法抹杀的。两年多年前，诸子百家就为我们塑造了中国士人的光辉形象，制定了共同遵守的人生准则。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忧国忧民，匡时救世，他们对黑暗丑恶深恶痛绝，对光明真善美拍案叫好。文官谏死，他们明知伴君如伴虎，却依旧我行我素，用自己的声音连接贫苦百姓与至尊皇宫。“名岂文章著”，尽管“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却仍痴心不改，用自己的声音传承着正义与良知。光明稳定时代，辅君治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黑暗动荡时代振臂一呼，摇旗呐喊，“长太息以掩涕兮，民生之多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尽管莫测深不见底的政治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他们，尽管他们一次次脸青鼻肿，甚至断首灭族，可仍旧百折不挠,彪炳千古。
　　他们的功业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是缔造了一个有一个的盛世，造福一代代人们；无形的是树起了一面面刚正不阿，高风亮节的旗帜，出淤泥而不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激励无数后人前仆后继，舍生取义。正因为他们的呕心沥血，黑暗才没有吞噬正义，愚昧才没遮蔽文明，动乱才没统治和平，我们的民族才会生生不息，世代繁衍。哪里需要他们，那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牺牲的是个人的利益与安危，承担的是时代的责任与苦难，坚守的是正义与良知。
　　“五四”是中华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他们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奔走呼告，进工厂，下农村，搞调查，办刊物，做研究。用他们的文弱之躯，挑起了拯救中华民族的重担。竭尽所能，抛头颅洒热血责无旁贷，扣响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之歌。先行者们敲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之们，从而引发了一股股民族自救的浪潮。以瞿秋白为例从一个柴米不济捉襟见肘债主常常前后堵门，最终母亲不堪重负而自杀的家庭走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成了共产党的领袖，是何等地不容易。其才华举世公认，他把文学当成自己的家，只要随便取一个细胞加以培植就可以成为大作家大学者大翻译家。但为了民族大局，四万万同胞，他又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放弃了安逸的书斋，选择了风云变幻深不可测的政治，以柔弱之身投入滚滚政治浪潮中。目睹党濒于灭顶，人民沉于水火，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举全身而自燃，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坚决批判，立场鲜明。危急关头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功勋卓越。而后虽受自己人排挤，为大局而毫无怨言。直至被捕之时，在狱中他与敌做最后的斗争，英勇就义。上演了一场泰山崩与眼前而不动的英雄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为了防止后人的“钦佩”他果断地拿起了解剖刀，猛剖向自己的灵魂。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多余的话》。在别人看来他把自己的愚蠢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别人都会极力地涂脂抹粉隐恶扬善，挖空心思打扮自己的历史，而他的选择却截然相反。其志洁，故其避安就危；其行坚，故九死未悔。他把自己还于平民还于泥土。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凯歌，那个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听见其回声的时代，他们音容笑貌如在作日，但又是那样的遥远，仿佛我们的祖先曾未去过。
　　没有回音也没有发声，这样的时代是清寂的也是可怕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大概是进化了，他们不再是泥土之身，个个超凡脱俗，金枝玉叶，一尘不染。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食有余，行有车，住有楼，谈有名，好不气派。从风尘仆仆的泥土到一尘不染的金玉大概是其进化了。
　　是进化还是脱变呢？是遗传还是变异？为什么人们公认的关于知识分子内核的比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常常被他们当成幼稚之举，甚至是笑柄。为什么一谈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他们就会讥讽“装什么忧国忧民”的样子。有事实为证，在一次昆明的学术会议上，一位山东大学的博导痛斥当前学术的腐败，认为当代知识分子名利心太狂热，追求职称头衔，缺乏社会责任感，出书写文章粗制滥造，甚至抄袭窃取他人成果。这样评来的职称又有何用？还不等他说完，几位还未弄到博导头衔的教授就迫不及待地予以反击：“你什么都有了，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痛，我们呢？我们还得浴血奋战”。谁对谁错姑且不说，这几位教授的话一语道破天机，他们梦寐以求浴血奋战的有只剩下这些了。什么使命、责任立场充其量只是书上的锦绣文章。
　　面对这样的知识精英，稍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人不会痛心疾首。我们的时代怎么了，我们的人们还指望着什么为生民立命？我们的后代还指望着什么“为往圣继绝学”。
　　王小波写过《沉默的大多数》，被人称为时代的良心，可惜他英年早逝。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一个敢说真话的文人，可惜他在台湾。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在故纸堆里？大批所谓专家学者们几十年如一日、咬文嚼字，说话滔滔不绝，下笔洋洋洒洒，一本本专著横空出世，稍有水平者会真会去“研究研究”，至于其余则东拼西凑把祖宗的东西翻来覆去，然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到博导接踵而来八面威风。还有一部分呢？在官场里、灯红酒绿中？他们完全脱下知识分子的伪装，不仅出卖知识而且不少还出卖知识分子独立特行的人格与个性。利益与地位驱使着大脑，追逐名利削尖脑袋，挤进滚滚的名利场，狠狠地捞一把。香车美女，多官多职好不威风。
　　有人说，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集体手淫。他们把矛头对准的只是自己的书斋和名利，这也不无道理。
　　为什么会如此？圣人的教导去哪里？难道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吗？他们当然记得，而且能倒背如流，但那只是头脑中的。真正的同情心、使命感应该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泥土，否则会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唱赞歌。高晓声讲过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三个人在渡口等船，一富商，一女子，还有一作家，艄公古怪固执，见富商掏出大把的钱让他上船，见女子貌美也让女子也上了船，问作家，你是做什么的？作家说：“我是作家”，艄公说：“作家成天瞎编乱造，你就留在这里吧!说罢竹篙一点，把船撑离河岸，作家历来受尊重，没有遭过冷遇，想到世风崩坏，满怀悲伤长叹了一口气，没想到艄公听到作家的叹息，立刻把船撑了回来，正当作家不解其意问他为何前倨后恭……，艄公说，你那一声叹息倒是真情实感。这故事听了会让我们当前所有的所谓知识分子们不脸红才怪，我想这脸红也倒是真实的。
　　不是吗？我们很多的知识精英会在自己的文章里高谈阔论，愤世嫉俗，一会儿讽刺中国人的国民性，一会儿痛斥世风日下，但他们可曾想过自己就是中国人国民性的典型，世风日下的始作佣者。有材料为证。一位山区刚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去拜访导师带了两斤茶叶和两斤木耳，但那位导师因嫌礼轻居然将礼品从窗户扔到大街上；一位教授到乡镇搞考前辅导，因为课酬没有如愿而罢课走人；许多大学教师习惯性地在期末考试设卡，学生不送礼，就过不了关 ；面对西部失学的孩子，如果不是强制他们一分钱也舍不得捐，而且还会找一个天经地义的理由：“我又不是上帝，救不了那么多的人”。请问这就是所谓的精英意识，批判立场，启蒙使命吗？  平日里的愤世嫉俗不是装腔做势无病呻吟又是什么？
　　羽化成蝶，飘飘悠悠飞离泥土，摆脱凡世柴米油盐之苦，修炼冰清玉洁不脏之身，是何等风光！可是只要稍微分析一下破茧之前的原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进化的意义有多大。生存是第一要著，在好的生存条件和光宗耀祖面前，追名逐利，成了自然而然之事。又加上工作不理想，生活不如意，没钱没地位等等，把人层层网住。上流社会，人家仙境，众人仰望。为了破茧成蝶，他们果断地拿起了其中自有黄金路和颜如意的利剑，不论营养，不管消化，捧着知识猛啃。左考右考，通过终南捷径名正言顺，扬眉吐气踏入上流社会的殿堂。他们其中很少是为了发展自己，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的。成了知识的暴发户，一切都刚刚开始。嘻嘻，前程似锦，前程无量，亮出上流社会身份，自然能分到一份丰厚的佳羹，为了更“博”，一部分躲进书斋，避开纷杂喧闹的市井，著书立说，在纸上想当然地演算着某个作家的生辰八字，对于书中的问题，不管东南西北风，只要能下风准是好风，一个学者就有一部《红楼梦》专著，抄编凑三招搞定专著拿下教授，收获博导。在这方面冯其庸冯老算是个例外。还有一部分则进化为故作高深的纯文学大家或批发爱情故事的“文星”,万人迷万人追捧,尽管他们只谈过半天恋爱。至于另一部分则把知识当名片，出卖自己的人格送礼走后门,吹牛拍马屁,阿谀奉承,甚至向上级乞求哭鼻子，使尽伎俩万种风情,混入官场,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现官不如现管现管不如现捞,肆无忌惮地捞取种种,尽管它们十年前在教室里高呼严惩腐败,尽管他们记得圣人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时下却是:“杀了成克杰,还有后来人”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动机不纯“知识暴发户”，缺少平民泥土意识。尽管会制造吃一大堆看似精英的东西。没有责任心缺乏泥土气息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是美丽的罂粟花。最终的后果或误导大众或挑起是非甚至愚弄百姓。拿这样的知识来牟取私利，无疑是十足的知识流氓,不仅仅是手淫而且淫奸大众。有谁认真按接触过工人农民学生,有谁又认真分析过他们的心理,研究过他们的问题。看到劳工说脏,看到农民说差,冷眼相对避之不及,嘴上却口口声声关注民生疾苦服务于民。缺乏这样泥土玩危险高空游戏。我们时代自然就没有“俯首甘为儒子牛”的鲁迅，也不可能有“郁达夫”式的沉沦，更不可能有法国社会的书记——巴尔扎克。
　　在生存,金钱名利的三面夹攻下晋升为知识暴发户,这是逼上梁山；在博导香车美女诱惑下挖空心思削尖脑袋混入社会名流这是“招安”。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夜与春秋”，或是学成文武艺卖予帝王家，哪一点都是脱离了泥土。梁山好汉自然可以被“招安”洗去草寇之名,堂而皇成为封建士大夫,可剩下老百姓剩下老百姓的苦与痛有谁再去感受去伸张替天行道，正义与良知又何在。
　　沉默的大多数，老百姓自然可以不说，情有可原。其一是因为他们被生计折腾得筋疲力尽没有心思和精力去说,其二是他们的文化程度所限,有苦所不出,不知道怎么说,其三他们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苦在哪里,即使生活不如意那能认“命”,很多时候被当婊子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身为时代的神经，人们大众的代言人，也不说，集体哑火这样的时代是可怕的。所以鲁迅要敲醒被铁屋子囚住的人们,尽管安静地死去没有醒来的痛苦。历史以来知识分子哑火或者干脆随着唱和,导致灾难性后果是不乏先例的。没有人挺身而出,蚁穴之口,最终会酿成决堤之果,洪水泛滥,最终遭殃的是泥土之身的老百姓。一驾马车,车夫是掌权者,车厢是人们大众,大众中有人生病,这是常有,但没有人出来叫停,告之有人生病要求医治,这样只会使痛苦加重,久而久之,车厢中的人都快把痛苦当成习惯,而这时,有企图者还在煽风点火,高呼万岁,或天下太平,马夫则会更欣欣然,拿着马鞭,肆无顾及的挥舞,最终狂热哥哥加上冲动弟弟,掉下悬崖或陷入泥潭不为其怪,历史的车轮又要重新调整，当然受苦最终还是咱老百姓。
　　离开泥土,然后集体哑火于时代于百姓无疑是凌空蹈虚,玩危险的高空游戏,把知识当成敲门砖或牟取名利的名利叉,最终会导致知识分子的灭迹,甚至于历史的出轨。
　　当代的知识分子们,百姓的代言人,国家的栋梁,时代的精英们,请问你们：什么是一个民工的一天，什么是民工回家的火车票,什么是农民的收入,什么是农民儿子的大学学费,什么是传销,什么是被骗去传销人的滋味,什么是下岗，什么是工人下岗后的生活,什么是搞建筑,什么是挥汉如雨的建筑工人。
　　尽管你们知道：社会意识，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民主，科学，人权，文化，屈原，巴尔扎克。
　　你们可否去想过：山里穷孩子的眼睛,农民日夜劳作的双手，失去家人的痛哭,没钱治病的呻吟,拿不到工钱回家过年的哀叹,煤矿工人的脸,战乱中难民的脚步,无力打官司弱者的哀愁,被歹徒追砍的形色。
　　尽管你们可以设想：坐飞机,旅行,任委员，当代表，吃国宴，穿名牌,开存折，出专著,溜小车,见外宾，上电视的滋味。
　　有人说,真正的苦难,声音，思想在民间。离开泥土也就无所谓知识.
　　苏格拉底常把国家比喻成一个巨大的牲口,而把自己视为牲口身上的牛虻,牲口太大行动迟缓不便,因而需要牛虻去叮它,刺激它。请问时下知识分子们,你们是牛虻还是其他什么?

用户名(必填)

100分 80分 60分